治理多民族大一統(tǒng)國家,清朝有哪些靈活多樣的高端操作?|“大一統(tǒng)”的巔峰與西方的挑戰(zhàn)之①(下)
發(fā)布時間:2023-11-09 10:47:20 作者:包頭熱力
三、齊政修教與因俗而治
清王朝是一個精致化統(tǒng)治多族群、版圖遼闊的“大一統(tǒng)”江山的王朝。歷史學家傅樂成說,“其國祚能長達268年,更能造成100年以上的盛世,這種成就,決不是偶然的……中國歷史上促成改朝換代的內在因素,不外四端,即:外戚、宦官、權臣和藩鎮(zhèn),但滿人能使這四種因素的危險性,減到最低的程度?!?/p>
秉持“懷之以德,違之以兵”的治理原則,清廷實行靈活的文武政教治理策略,以維系四方諸族的認同。一方面紹述儒家思想,尊崇宋明理學;同時,推崇蒙藏地區(qū)的藏傳佛教信仰,與儒家思想并包互補。另一方面,清朝對疆域的治理,既有“一體化”統(tǒng)治,也對不同族群“因俗而治”。與元明兩朝相比,清政府對各族事務的處理靈活高效,極大地穩(wěn)固了滿與漢、蒙、藏的一體化政治關系。
▲清朝治理制度示意圖。(圖片來源:地球知識局)
自漢代以來,孔子是儒家道統(tǒng)的象征,祭孔活動成為歷代王朝政權強化統(tǒng)治正當性的象征手段之一,清朝帝王概莫例外。1636年甫改國號,皇太極就“建廟盛京,遣大學士范文程致祭。奉顏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配。定春秋二仲上丁行釋奠禮?!?644年,清軍入關,順治帝即下旨:“先圣為萬世道統(tǒng)之宗,禮當崇祀,昭朝廷尊師重道至意。”清朝前期,統(tǒng)治者需要取得文化領域的至上權威,孔子以及孔廟釋奠成為實現(xiàn)這一政治目標的有利途徑。仿照祭孔的儀式,清朝統(tǒng)治者重理歷代帝王廟祭祀統(tǒng)緒,恢復元世祖牌位,并陸續(xù)將遼金等朝皇帝增入祭祀之列,對漢與非漢政權一視同仁。
▲明、清祭祀歷代帝王的皇家廟宇——歷代帝王廟。(圖片來源:視覺中國)
清朝在政治上,藉由尊崇明朝諸帝,表明其繼承歷代帝王的“政統(tǒng)”,延續(xù)列圣列王,為伏羲以來政統(tǒng)宗子。在文教上,透過崇尚儒家學術,展現(xiàn)其宗奉儒家思想的“道統(tǒng)”,尤其傳心殿經筵致祭之典,更充分代表中國文化“道統(tǒng)”承緒。這些措施,大多肇端于清前期的皇太極、順治帝,經由康熙皇帝的確立與推行,遂為清朝帝王齊政修教的重要內容。清朝對邊疆地區(qū)的統(tǒng)治策略靈活多樣。在某種意義上說,清朝似乎有兩個“首都”:一個是正式的首都北京,另一個是部分擔負首都職能的熱河(今承德),康熙以后,清代皇帝每年在“熱河行宮”(承德避暑山莊)接見蒙藏政教首領與外藩使臣,舉行秋狝、禮佛、會盟、封賞、賜爵等活動。清代管理蒙藏及外藩事務的政府機構理藩院,是清代處理邊疆及前期涉外事務的衙門。
▲承德避暑山莊。(圖片來源:視覺中國)
清朝在疆域治理上實施嚴密統(tǒng)治。1673年,清廷下令撤藩,三藩叛亂??滴醯塾?681年平定三藩之亂,消滅地方勢力的割據(jù)企圖。雍正年間,清政府在西南地區(qū),力推改土歸流,除其土官,破其割據(jù),去其陋規(guī),科田納糧,將其納于直接統(tǒng)治之下。在蒙藏地區(qū),清廷對藏傳佛教的黃教教派扶植兼抑制,憑之控制蒙藏。特別是雍正帝在位時期控制了黃教的護法權,乾隆五十七年(1792年)正式設立金瓶掣簽制度,規(guī)定最高等級活佛轉世的最終確認權。
▲雍和宮藏金奔巴瓶。(圖片來源:雍和宮管理處)
18世紀20年代以降,俄國對蒙古土爾扈特部橫征暴斂,索子為質,迫其參戰(zhàn),土爾扈特人思歸故土。1771年前后,在首領渥巴錫率領下,土爾扈特人歷時八個月,行程萬余里,義無反顧地回歸祖國。乾隆帝對其妥善安置,優(yōu)禮有加。土爾扈特部的回歸,彰顯出中華文明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。
▲東歸英雄紀念塔,坐落于新疆庫爾勒市龍山之上。(中新社發(fā) 焦銀輝 攝)
有清一代,統(tǒng)治者既“一家之政”,即所謂“所用之人,大小文武,中外一家之人也;所行之政,禮樂征伐,中外一家之政也”,又主張“達其志通其欲,修其教不易其俗,齊其政不易其宜?!痹诘胤叫姓矫?,郡縣制、盟旗制和伯克制三者并用。針對以漢人為主的內地十八行省,清廷以省、道、府、縣等各級政府進行直接管理。在東北地區(qū),清廷設置軍府制,由中央派遣將軍,分駐奉天、吉林、黑龍江三省,署理軍政。后又在漢人較多的地區(qū),設立府廳州縣署理民政,實行旗民分治。在蒙古地區(qū),實行盟旗制度,將蒙古地區(qū)分成24部49旗,由理藩院委派蒙古王公擔任“札薩克”(旗長),管理一旗事務。一旗或數(shù)旗合為一盟,盟長也由理藩院委派的蒙古王公擔任。清朝通過盟旗制度,界定蒙古各部的活動范圍,分而治之。在新疆地區(qū),清廷實行軍府伯克制,以將軍轄下的都統(tǒng)、參贊、辦事、領隊等各級駐扎大臣兼管民政。伯克是等秩不同的大小封建領主,最初該制度僅存于天山以南,后推廣到天山以北,但廢除其世襲特征。在西藏地區(qū),清廷實行政教合一制度。雍正年間,設駐藏大臣管理西藏事務,擁有與達賴喇嘛共管西藏的行政權。西藏噶廈政府設噶倫、俗官、僧官等,由中央政府決定人選。凡涉及重大問題,如西藏與鄰國關系、軍隊駐防、宗教領袖繼承等,均由駐藏大臣處理并上報朝廷決定。另外,清政府還制定面向蒙回藏的專門法規(guī)。《蒙古律例》《西寧青海番夷成例》《西藏通制》和《喇嘛律例》,分別適用于不同地區(qū)。嘉慶時,清政府編纂的《理藩院則例》和《回疆則例》兩部大型法規(guī),其內容博大,適用范圍廣,編纂體例嚴謹,是清代少數(shù)民族法規(guī)統(tǒng)一化的標志。
▲清代綏遠城將軍衙署。(圖片來源:圖蟲創(chuàng)意)
▲清代乾隆皇帝賞賜地方土司的車里宣慰使官服。(人民日報 楊俊峰 攝)
四、康乾盛世與華夷之變
康乾盛世天下太平,康熙帝“永不加賦”和雍正帝“攤丁入畝”的稅制改革極大地減輕了百姓生育所要承擔的稅務壓力,玉米、番薯、馬鈴薯等外來農作物的普及也大大改善了農業(yè)社會的食物供應條件,加之氣候上冰期消退,康乾盛世的人口從明末的6500萬激增至4億。正是在這樣一個“太平盛世”之中,華夷之辨的社會觀念也發(fā)生了流變。
入關之前,皇太極即宣布“滿漢之人,均屬一體?!彼褲M、蒙、漢三個民族的關系,比作五味,“調劑貴得其宜”,才能“得其和”。定鼎北京之后,順治強調“我國家荷天休命底定中原,滿漢官民,俱為一家”“方今天下一家,滿漢官民皆聯(lián)臣子。”康熙亦言,“朕中外一視,念其人(蒙古族)皆朕赤子,覆育生成,元無區(qū)別。”盡管如此,按照儒家傳統(tǒng)的“華夷之辨”,身為關外的女真人是來自東北之“夷”。明末清初呂留良等人宣揚的“夷夏之防”思想,在漢人社會仍具有廣泛影響。雍正六年(1728年),落魄書生曾靜受呂留良學說的影響,勸川陜總督岳鐘琪舉兵反清。雍正帝派人拘訊曾靜,將與曾靜問答之辭,編為《大義覺迷錄》,昭示天下。
▲清朝在東北建立的第一座孔廟、東北最大的孔廟——吉林文廟。(圖片來源:視覺中國)
《大義覺迷錄》是考察康乾時期“夷夏之辨”意義流變的重要歷史文本。雍正認為:“本朝之為滿洲,猶中國之有籍貫。舜為東夷之人,文王為西夷之人,曾何損于圣德乎?”“夫我朝既仰承天命,為中外生民之主,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,何得以華夷而有更殊視?”在雍正看來,曾靜造反是于天下一統(tǒng),華夷一家之時,而妄判中外,謬生忿戾,“豈非逆天悖理”。雍正帝將“華夷一家”視為“天道”之理,認為“蓋生民之道,惟有德者可為天下君。此天下一家,萬物一體,自古迄今,萬世不易之常經。非尋常之類聚群分,鄉(xiāng)曲疆域之私衷淺見所可妄為同異者也?!庇赫姴⒎菃渭冋伪硎觥J聦嵣?,對“夷”的淡化,主要推力來自清初王朝地緣政治的逐漸穩(wěn)定。乾隆年間,清廷基本控制了天山南北路,確定了對新疆地區(qū)的實際統(tǒng)治權,王朝疆域達到空前的大一統(tǒng)狀態(tài)。而在雍正之后,乾隆帝更努力打破“內地”與“外藩”之間的界限,多次在上諭中強調不應再視蒙古部落為“夷”,強調邊墻(即長城)內外民眾的一體化,甚至自視為“華”,因而禁絕其父所作《大義覺迷錄》,“華夷之辨”易位而為“華夷之變”。
▲長城。(圖片來源:視覺中國)
“康乾盛世”時期,清朝不僅對內藩實施更嚴密的管理,使蒙回藏等諸藩成為王朝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亦對朝鮮、越南、琉球等外藩強調宗主地位。清代前中期,在鴉片戰(zhàn)爭發(fā)生之前,中國傳統(tǒng)的王朝宗藩體制實際上在悄然發(fā)生漸變,這種變化總的趨勢是將大清王朝的“內”與“外”逐漸分開,內部更加實體化,與外部的邊界也更加明晰。
▲1908年清疆域圖。(圖片來源:譚其驤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)
作為中華文明歷史上最后一季封建王朝,康乾盛世時期的大清王朝,其統(tǒng)治的重心在于“國”而非在于“族”,華夷之辨已變得越來越模糊,為現(xiàn)代中國統(tǒng)一多民族國家的基本格局奠基。